曹植更惨，被圈禁在封地当“高级囚犯”。侍卫全是曹丕眼线，连出门打猎都要打报告。著名的《七步诗》背后，是曹植喝馊水、睡草席的狼狈。
其他曹家子弟全成了“富贵囚徒”。封地年年换，兵权半点不给，出门多带个护卫都要被查问。曹操时代宗室掌兵的规矩，硬是被曹丕改成了“藩王与狗不得干政”。
曹操生前最忌惮士族坐大，特意让曹家、夏侯家子弟分掌军权。可曹丕一上台，把堂兄弟曹真、曹休明升暗降，兵符却悄悄塞给了士族出身的司马懿。
等到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时，曹家竟找不出一个掌兵的宗亲！一群王爷跪在封地哭天抢地，连只勤王的军队都凑不齐。
给士族开了“绿色通道”
曹丕对自家人严防死守，转头却对门阀士族敞开了大门，甚至亲手递上了通往权力巅峰的“金钥匙”。这把钥匙，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
曹操打天下靠的是“唯才是举”，管你出身寒门还是豪族，只要有本事他就敢用。他手底下的头号谋士郭嘉、猛将张辽，都不是什么顶级门阀出身。
可曹丕一上台，为了尽快稳住局面、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他接受了重臣陈群的建议，推行了这套新的选官制度。简单说，就是由朝廷任命“中正官”，根据家世、品德、才能给人才打分定品（分九等），品级高低直接决定你能当多大的官。
听起来挺公平？实际操作起来完全变了味。“中正官”几乎全被顶级门阀把持，他们打分时，“家世”（也就是爹是谁、爷爷是谁）成了硬杠杠，品德才能反而成了虚的。
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顶级官职全被汝南袁氏、颍川荀氏、陈氏、河内司马氏这些老牌豪门子弟垄断。寒门子弟再有本事，想出头也难如登天。
曹丕以为用高官厚禄换来了士族的忠心，却不知这是在给自己挖坑。士族们通过九品中正制，像藤蔓一样牢牢缠住了曹魏的官僚系统，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更可怕的是，他们把持了地方到中央的人事任免，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只认家族利益，不认皇帝姓曹还是姓司马。
司马懿父子能那么顺利地夺权，正是因为这些盘根错节的士族势力，大部分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暗中支持，换个皇帝，他们照样当他们的高官，享他们的富贵。
曹丕这套制度，等于亲手给司马家（以及未来篡位的其他家族）铺好了路。
皇帝短命，权臣当道
曹丕埋下的雷，威力巨大，但引爆还需要点时间和“运气”。很不幸，曹魏皇室的“运气”也差得离谱，这加速了雷的爆炸。
曹丕自己只当了六年皇帝（220-226年），四十岁就病死了。他儿子曹叡（魏明帝）比他强点，在位十三年（226-239年），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能勉强压住司马懿这些老臣。
但曹叡也才活了三十六岁就撒手人寰。更要命的是，他死前托孤的安排，直接踩上了曹丕埋下的两颗大雷。
曹叡的亲生儿子都夭折了，只能把皇位传给年仅八岁的养子曹芳。托孤大臣选了谁？一个是宗室曹爽（曹真之子），另一个就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曹叡这个安排，本意是想搞个平衡，让曹家人（曹爽）和外姓重臣（司马懿）互相制衡，共同辅佐小皇帝。
但问题大了，曹爽是个草包，仗着自己是宗室，大权独揽，排挤司马懿，生活奢靡，专横跋扈，把朝中大臣得罪了个遍，能力却一塌糊涂。
而司马懿是头老狐狸，被曹爽架空后，他装病在家，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站着的是通过九品中正制爬上来的整个士族集团的支持。
曹家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曹丕当年把宗室诸侯王都当猪养，剥夺兵权，圈禁封地。到了关键时刻，曹爽想找几个能打的曹家兄弟帮忙？一个顶用的都找不出来！地方上掌兵的将领，很多也是士族出身，对曹爽不满，对司马懿更有认同感。
结果就是249年的“高平陵政变”。趁着小皇帝曹芳和曹爽出城祭陵，装病多年的司马懿突然发难，以雷霆手段控制了京城洛阳。
孤立无援的曹爽，在司马懿指洛水发誓保其富贵的忽悠下，竟然天真地投降了。结局可想而知，曹爽及其党羽被司马懿连根拔起，屠灭三族。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彻底落入司马氏手中，皇帝彻底成了傀儡。
曹丕自己短命，儿子也短命，孙子辈直接是幼主登基。皇帝接连短命 + 幼主登基，这简直是权臣梦寐以求的“黄金组合”。
而曹丕剥夺宗室实权、过度依赖和纵容士族权臣的政策，在这种“黄金组合”下，彻底失去了制衡的屏障。司马懿能成功，既是他的隐忍和谋略，更是曹丕当年种下的苦果在此时成熟了。
穷兵黩武
曹丕对权力的渴望，不仅体现在对内的高压和制度设计上，还表现在对外的频繁用兵上。这颗雷，直接透支了曹操辛苦攒下的国力，动摇了曹魏的根基。
曹操奋斗一生，基本统一了北方，但面对长江天险和孙刘联盟，他深知统一天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赤壁之败的教训犹在眼前，所以晚年曹操的战略重心转向稳定内部、恢复生产、积蓄国力，为子孙后代打基础。他留下的，是一个经过战乱但正在复苏、兵精粮足的北方。
然而，曹丕一登基，心态就变了。他急于证明自己比父亲更“正统”、更有“功业”，超越“篡位者”的名声。
加上孙权在刘备夷陵之战后暂时称臣的假象迷惑了他，曹丕把曹操的谨慎务实抛到了脑后。他在位短短六年，就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南征伐吴！
222-223年三路大军齐发，结果江陵久攻不下，疫病流行，士卒大量死亡，最终无功而返。
224年曹丕亲率大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面对浩瀚长江和严阵以待的吴军水师，只能“临江观兵”，耀武扬威一番后悻悻退兵。
225年再次亲征至广陵，恰逢天寒结冰，战船无法入江，又一次空耗钱粮，黯然收场。
这三次劳师远征，代价极其惨重。
损失了数量巨大兵员，大量精锐士卒死于征战、疫病和后勤压力。曹操时代留下的百战老兵，被大量消耗在无意义的渡江尝试中。
财政也濒临崩溃，大规模战争就是烧钱机器。粮草转运千里，民夫征发无数，军械物资损耗惊人。曹丕的连年征战，几乎掏空了曹操积累的府库。为了维持战争，只能加税加赋，搞得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史书记载当时“天下虚耗，百姓疲敝”。
还错失战略机遇，曹丕把宝贵的资源和时间，浪费在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正面强攻上。
他没有利用好刘备死后蜀汉力量削弱、吴蜀联盟出现裂痕的短暂窗口期，去稳固边防、分化瓦解敌人，或者积蓄力量等待真正的时机，而是选择了最吃力不讨好的硬碰硬。
更糟糕的是，这种好大喜功、不顾民生的作风，给继任者开了个坏头。魏明帝曹叡在位时，虽然在内政上有所建树，但在对外战争上也继承了父亲的部分毛病，多次发动对蜀汉和辽东公孙渊的战争，尤其是平定辽东之战虽胜，但耗费巨大。
持续的军事行动，让曹丕时期就已紧绷的国家财政和民生负担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削弱了朝廷的威望和凝聚力。
这颗雷的威力在于，它从根基上腐蚀了曹魏的国力。 当司马氏开始夺权时，国家已经因为连年征战和内部消耗而变得虚弱，朝廷控制力下降，地方上民生困苦，民心不稳。
这大大降低了司马氏夺权的阻力和风险。一个被掏空了身体的国家，面对内部的权臣篡位，抵抗力自然弱得可怜。
大厦倾颓
回头看曹丕埋下的这四颗雷，打压宗室自断臂膀、扶植士族养虎为患、皇帝短命幼主频现、穷兵黩武耗尽国力，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环环相扣，共同织成了一张将曹魏拖向灭亡的大网。
打压宗室，使得皇权失去了最忠诚（至少在利益上与皇权高度绑定）的血缘屏障。当权臣崛起时，皇室孤立无援。
扶植士族，为权臣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庞大的阶级基础。司马懿代表的正是这个通过九品中正制爬上来的士族集团的最大受益者。
皇帝接连短命、幼主登基，为权臣提供了绝佳的夺权时机。主少国疑，自古就是政治风险最高的时刻。
而穷兵黩武耗尽国力，则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央朝廷的权威和控制力，使得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地方上无力或无心勤王。
高平陵政变（249年） 的成功，就是这四颗雷被同时引爆的标志性事件。曹爽的无能是导火索，但深层原因，是曹丕时代就已埋下的结构性隐患。
政变后，司马懿父子牢牢掌控大权，曹魏皇帝彻底沦为傀儡。后续的淮南三叛（王淩、毌丘俭、诸葛诞），虽然打着反对司马氏的旗号，但或因内部矛盾，或因力量不足，最终都被扑灭，未能撼动司马氏的根基。
最终，在曹丕篡汉仅仅45年后，他的孙子曹奂，如同当年的汉献帝一样，在司马炎的威逼下“禅位”。
历史完成了一次残酷的轮回。曹丕处心积虑地从别人手中夺来的江山，又在他亲手埋下的祸根作用下，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拱手让人。
曹魏的短命，表面看是司马懿父子的老谋深算，究其根本，实则是开国者曹丕在制度设计、权力分配、家族政策和国家战略上的一系列致命失误，亲手为自家王朝挖掘了坟墓。这四颗深埋的雷，在特定的时机接连引爆，终将曹操一世英雄打下的基业，炸得灰飞烟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